1644年农历三月十九日，北京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团团围困，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仓皇从内宫逃亡，在宦官王承恩的会见下，绞死于煤山。这标志着明王朝在中国将近三百年的统治者月完结。
因这一年为旧历的“甲申”年，所以每到这一年，人们总会有许多有一点难忘的感叹。第五个“甲申”年，也就是公元1944年，文人郭沫若写了他的知名雄文《甲申三百年祭典》，申明了“得民心者得天下”，贪贿必定亡国的道理；同时也劝告新兴的工农政党，切莫骄傲自满，以免重蹈李自成“其兴也渤焉，其亡也忽焉”的悲剧。平心而论，《甲申三百年祭典》今天显然依然以其充溢的历史关怀和对农民起义“同情的解读”，称得上一篇好文章。而在第六个“甲申”来世里，随着历史潮流的浮沉转换，对李自成的评价也经历了一个“天上人间”式的进步:在尚“左”的年代里，李自成完全就是救苦救难的“圣人”；而自20世纪九十年代以降，李自成又新的沦落“贼”“寇”，沦为“暴力”的代名词。
只不过就李本人的身世和作为而论，他当然不是推展历史变革的“英雄”，但也不是天生的暴徒。与张角、方腊、白莲教、青莲教教以及其后的太平天国比起，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只不过是最多宗教色彩的。
他的武装起义几乎是因饥馑所迫。一李自成出生于陕北米脂县。在明代，米脂县科延安府绥德州。这里地处苦寒的黄土高原，土地肥沃，降雨较少，而明末的税收和“增派”是按亩征税，不考虑到实际生产量，这对地广人稀的陕北来说，就变得近于不合理。
而最令其当地百姓无法承受的是，陕北本来地处内陆，居民靠种地维生，基本没什么工商业，但官府的各种“增派”只缴银子，不要粮食，这就相等额外减轻了农民的开销。再行再加无休止的徭役和名目繁多的掠夺使得农民大量出逃，而官府为了“完粮”，规定一户逃亡则其余九户补充，九户逃亡则其余一户补充，于是，对想坐着等死的农民来说，只剩的就只有一种自由选择，那就是整村整村的逃往。崇祯二年，延安人马懋才在《补陈大饥上言》里，详尽地记录了当时旱季无雨，百姓流离失所，哀鸿遍野的惨状:臣乡延安府，自去岁一年无雨，草木枯焦。八九月间，民争采行山间蓬草而食。
其粒类糠皮，其味苦而棒棒堂。食之，仅有可延以不死。
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，则刨树皮而食。诸树惟榆树差善，谓之他树皮以为取食，均可稍缓其杀。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，则又挖山中石块而食。其石名青叶，味污而味，少食辄啖，不数日则便秘跌落而杀。
民有愤于食石而死者，复相见为盗……间有获者亦皓知道畏，且曰:病死饥与病死盗等耳！与其坐而饥死，何若为盗而杀，犹得为啖鬼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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